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经理。
法律规则是在非此即彼的方式下适用的。这是自由主义向民主的让步：‘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乃是有助于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也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
这种措辞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大量的裁量都不合法或合法性存疑。换句话说，每一种行政自决权都可能被滥用，而法庭的基本作用，正在于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说它已经普遍化了是指它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属性，具有行政的内在化与行政的外在化两个方面的趋势，具有行政主体接受化和行政相对人认同化两方面的发展进路等。就前者而论，指行政主体可以根据自己对行政过程中的事实判断和法律判决作出决定，这个决定的原动力是其主观认知和存在于内心深处的自由意志，既然是自由的就是不受约束的，这个道理我们毋须再做深层讲解。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建构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裁量原则。
{1}15这个论断是对这个误区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么，我国行政自由裁量的控制原则究竟应当如何构成呢?就我国目前行政法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论，施瓦茨所概括的各项原则对我国是有用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亦可以建构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裁量原则。Linz）等主流的民主巩固学家为代表。
其中不少研究，要么是依循理性选择的分析范式对相关制度的运作逻辑予以推演，进而将所得出的结论予以公式化的套用（例如在单名选区制与两党制、比例代表制与多党制之间设定因果关联的迪韦尔热定律），要么是通过对剔除了具体经验事实的跨国数据的分析，推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如通过对实行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国家在民主生存率上的数据对比，来论证议会制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而即使将研究对象锁定为某一地区或国家，也多是将具体的案例视为对前述研究结论的辅证。 三、对巴西宪政体制的评价 如果以时间段划分，在1995年以前，人们对巴西选择的宪政体制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大幅度改造巴西的政府体制、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才能巩固巴西的民主。因此，巴西的宪制安排不管是选择高度分散化的还是权力更为集中的，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其实并不重要。而随着巴西民主呈现日益巩固的趋势，尤其是卢拉执政以来巴西经济社会形势的好转，不少学者就巴西的宪制安排提出了新的看法。
到70年代初，随着左翼游击队被摧毁，尤其是同情民主价值的温和派军人盖塞尔于1974年担任总统，巴西开始了在军人严格掌控下的缓慢、渐进的民主转型。这一系列的制度组合构成了鲜明的巴西特色。
[10]Alfred Stepan， Federalism and Democracy： Beyond the US Mode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0， No. 4 （October 1999）， pp. 19-34. [11]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相比之下，总统制下的政府与国会相互独立，因而促成联盟的动力就小得多。而在民主巩固学中的诸多问题域中，如何判定民主巩固的条件进而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焦点。有六位军人直接担任了内阁部长，军队在一些重要的社会事务上仍享有特权，例如，在很多时候可以单方面决定镇压工人罢工，甚至在土地改革的边界划定上也有发言权。
[5]Scott Mainwaring， Politicians，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Braz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omparative Politics 24 （1） （October 1991）， pp. 21-43. [6]Scott Mainwaring，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 （July 1993）， pp. 198-227. [7]参见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如果说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转型学的重点是从行为者的战略选择研究民主化的起因、转型路径和模式，那么80年代末逐渐兴起的巩固学则将重点转向探讨如何才能巩固这些新兴国家的民主体制。而不幸的是，巴西恰恰集合了所有这些导致纪律涣散的制度。[25]例如鲍什就主张关于不同宪制形式优劣的比较应考虑贫富差距和资产流动性等因素。
在这种选举制度下，甚至在全国只获得0。一般而言，学者主要从制度、行为和文化三个视角来界定民主巩固。
［9］ 除了政党数目繁多，过于松散的政党纪律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政党制度和国会的分散化。［1］虽然之前转型学就民主化的原因和条件给出了丰富且极有洞见的分析，但是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促进民主化的因素未必有助于民主的巩固。
换言之，基于宪政工程学主动介入的风格，相关的研究更多是站在公正的立法者角度来提出制度变革的建议，但是现实所选择的制度往往是不同政治力量在既定的结构性因素约束下博弈的结果，而后者更需要考虑具体国家的差异性。据此看来，民主巩固本身就是一个连续谱系，从最低层次的防止民主崩溃到最高层次的深化民主，都可能构成其题中之义。就态度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绝大多数民众都具有这么一种信念，即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反体制力量的支持者非常少，或者是或多或少地被孤立于民主的支持者。［18］再次，巴西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一直在稳步提高。Jorge I. Dominguez Michael Shifter，Construct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Latin America，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作为巩固学的先导，转型学的核心特征即在于抛弃之前从宏观的结构论视角来探讨民主化的做法，重视当时的政治行为者所主动采取的策略对于民主化的关键作用。
就前者而言，作为型塑人的动机和行动机会的结构性因素，宪政制度的具体形式固然重要，但其他因素对于民主的巩固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其重要性远不如贫富差距、文化传统等非制度性的因素。这种质疑虽然也有极端化的倾向，但确实有助于提醒我们不要落入制度决定论的陷阱，而且也启发了宪政工程学应注重结合制度运转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来进一步细化制度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因果机制。
在奥唐奈看来，这就容易使民主蜕变为委任式民主，即总统以全国民众的代表自居越过国会搞总统的个人集权，导致民主的危机。正是各方政治势力在观念和利益的双重影响下，推动巴西确立了以总统制、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多党林立的政党制度、两院制以及赋予地方极大自治权的联邦主义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型模式使军方对民主宪法的制定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学界的这一转向，使民主巩固学成为近二十年民主化研究的主导方向。
但正如柴巴布和利蒙吉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考察所有范围内的现有总统制政权，我们将发现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赋予行政部门立法权力和议程权力，因此，它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总统所能做的事情。还有就是对主要领导人无视、绕开、架空民主的游戏规则的意愿及能力的影响。而更严重的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可能被激化，以至于出现类似于秘鲁总统藤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国会发生武装冲突的政治悲剧。从对巴西民主崩溃的担忧到对巴西民主日渐巩固的确认，学界对巴西的制度安排的评价也几乎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2］而在民主巩固学界，巴西的宪制安排及其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也一直是学者们热议的焦点。以至于萨托利说，巴西1988年形成的这一体制完全是没有希望的。
这显然与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倡导的共识民主模式颇为契合。例如安德里亚斯·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认为民主从低到高可分为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和先进民主三种形态，而巩固则包含消极巩固和积极巩固两种含义。
即便倒退回原来的威权体制的国家并不多见以至于无法撼动第三波的民主成就，但越来越多的新兴民主国家正日益冻结成被冠以拟态民主（pseudo－democracy）、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委任式民主 （delegative democracy）、半民主制 （semi－democracy）、混合体制（hybrid regime）等称号的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政体形态，也足以使人看到民主所受到的侵蚀和停滞抵消了自由化和民主的巩固。二是从新的视角对巴西高度分散化的体制予以正面评价。
1988年新宪法最终选择总统制，与军方的介入密切相关。他认为，在资产流动性差的国家，议会制要比总统制更有利，后者更可能导致总统个人的专权抑或引发政治冲突，因为总统很容易通过没收社会资产的方式增加其权力从而建立起威权统治，或者由此引发资产拥有者的恐惧进而发动政变。此外，人们还可能追问，如何理解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评价？抑或，其中哪一种评价更准确地揭示了巴西民主的真相？确实，笔者认为之前以林茨、斯泰潘为代表的主流民主巩固学家对巴西民主前景的悲观态度有待反思，如过于强调治理的有效性对于民主巩固的作用，而忽视了代表性维度和共识民主模式的价值，对宪制的运作逻辑的考察也未能充分深入到具体国家的情境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后两种视角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此外，对政治制度及其设计的重要性的强调，还应部分归因于民主巩固学本身的学术特征。
此外，工人出身的卢拉在连续两届任满引退时依然获得了其他民主国家领导人难以企及的高达87％的支持率。民主巩固 一、引言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曾指出，正如历史上的民主化浪潮都会面临部分的回潮现象，第三波的民主化国家同样出现了部分国家向威权政体倒退的迹象。
见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自由之家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近些年自由度增加的国家数量远远落后于自由度下降的国家数量。
例如1990年有21个政党进入国会，有效政党数为8。【注释】 [1]当然，民主巩固的概念本身也是学界一直关注且多有争议的话题。